谁在掌控药品价格：20年32次强制降价均失败
更新：2015/5/26 点击：6793
在无法了解药品真实成本的情况下，“一刀切”成为很多价格主管部门最为保险的选择。但久而久之，药企和价格主管部门之间便形成一种互不信任、相互挤压的局面：药企作为第一个犯规者，通常会在最初的成本申报环节虚抬价格，为之后的核查、核定留有空间。而企业的虚报又让价格主管部门形成惯有印象，认为所有价格都含有水分，必须压低。“这就好像一毛钱的东西，企业上来就报两毛。而物价部门也很明白，所以还是会把这一毛压下去。实际上，两者是一致的。”于明德说，在对药品成本进行检查后，价格主管部门多会要求企业降价，主动提价的情况“几乎从来没有”。
据于明德估算，目前，全国药品的百元销售利润率接近10%，平均在9.8元至9.9元上下，但不同药品间差距极大，“高的利润能达到40%到50%，低的还不到7%”。所以某一种药品到底能赚多少钱，外人很难摸透。更让人难以捉摸的是，药品定价高低、利润多少全无规律，很多时候全靠价格主管部门领导的一句话。于明德说，这就造成其他国家药企两眼紧盯市场的时候，中国的药企两眼“紧盯着官员”。
2013年7月，葛兰素史克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高管，因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据公安部官方消息，葛兰素史克正是为了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，向政府部门官员、医院、医生等人员行贿。事发后，一名涉案公司高管在采访中表示，包括行贿费用在内的各种运营成本助推了药价虚高，保守估计“运营成本”占到药价成本的20%至30%。
对于药企进行商业贿赂的问题，北京市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曾经指出，“据业内人士透露，一个品种的定价权，平均公关费用是1000万元。”而另一位熟悉中国药品市场的人士也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证实，药企花费千万元以上的巨额费用进行价格公关，现实中绝对存在。
发改委的多种药品定价方法中，“单独定价”无疑为药企公关留下了空间。所谓“单独定价”，是指多家生产同种药品的企业中，某家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在质量、疗效、安全性、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显著优势，就可以向国家发改委申请高于功能相似的同种药品的单独定价。
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单独定价时，发改委会邀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。但在一名医药行业内部人士看来，单独定价的几项要素没有硬性标准，自由裁量权很大，而且愿意为药企论证出“有利结果”的专家大有人在，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发改委本身。
一旦成为单独定价药品，价格马上拔地而起，药企从中获利良多。“一样的东西，单独定价之后从一毛一下子加到五毛，多的加到七八毛，”于明德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最多的前后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。
“可是那些价格高于同种药品几倍、甚至几十倍的药品，真的会有人买吗？”于明德的回答是：有。价格奇高的药，销路也能特别好。
由于药品价格奇高，药企的利润空间也会奇大。从这些利润中拿钱对招标部门、医院、医生进行“反哺”式的行贿，招标、采购、开药都能达成“一条龙”式的服务。相反，如果某种药品受到高价举报后被迫降价，药企利润空间大幅降低，医疗机构拿到的贿赂、回扣也会随之减少，而这一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是药品降价后反而卖不出去。
一位业内人士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在医药行业的生态圈中，哪种药品有利可图，哪种药品才能打开销路；而在所有药品中销路最好的，不是质量最好、性价比最高的，而是价格空间最大、最能拿出钱来打通关系的。
1996年以来，中国医药行业经历了32次整体性的强制降价。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，32次降价均以失败告终。对此，药企的普遍做法是，某种药品今天降价，明天便会停产；在对规格、剂型、工艺等方面进行“改良”后，此药会改头换面，重新报价，投放市场。
变味儿的招标
除了价格主管部门之外，另一个对药价产生直接影响的部门是卫计委系统。
始于2000年的药品招标制度，旨在通过政府统一采购，降低药品进入医院时的价格，防止企业和医院之间通过商业贿赂抬高药价。一种药品，只有先在卫计委中标，才能进入医院的采购名单。最初，药品招标采购主体是医院自身，后来逐步发展出第三方的药品招标代理机构，最后演变为各地卫计委统一进行药品招标。
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，卫计委揽下医药招标是一个“权力膨胀的结果”。因为在法律规定中，招标主体是医疗机构、招标后购买药品的也是医疗机构，这一切均与政府无关。而卫计委设立医药招标部门，也并未获得法律授权。
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代涛等人，通过对安徽、河南和重庆三地15区县基本药物招标的数据统计发现，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后，一些地方的中标价反而大大高于市场批发价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的调查也显示，政府集中招标的过程不是降低药品费用的过程，不是减少返利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过程，而是相关政府部门参与药品利益分配的过程。
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机构（Medicare Medicaid）医疗信息咨询师吕卓远，长期关注中、美两国医药价格及药品招投标工作。在她看来，中国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是药价谈判机制不够健全。吕卓远介绍，美国政府主导的联邦医疗保险、联邦医疗补助、商业医保公司等，一直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面目参加与药企的谈判。“这些机构充当患者的代言人，介入到制药公司、医院和药房间进行管理协调，核心目的在于对医疗费用进行有效管理，节省开支，增加药品收益。”吕卓远说。而这一点，正是中国所缺乏的。
据于明德估算，目前，全国药品的百元销售利润率接近10%，平均在9.8元至9.9元上下，但不同药品间差距极大，“高的利润能达到40%到50%，低的还不到7%”。所以某一种药品到底能赚多少钱，外人很难摸透。更让人难以捉摸的是，药品定价高低、利润多少全无规律，很多时候全靠价格主管部门领导的一句话。于明德说，这就造成其他国家药企两眼紧盯市场的时候，中国的药企两眼“紧盯着官员”。
2013年7月，葛兰素史克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高管，因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据公安部官方消息，葛兰素史克正是为了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，向政府部门官员、医院、医生等人员行贿。事发后，一名涉案公司高管在采访中表示，包括行贿费用在内的各种运营成本助推了药价虚高，保守估计“运营成本”占到药价成本的20%至30%。
对于药企进行商业贿赂的问题，北京市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曾经指出，“据业内人士透露，一个品种的定价权，平均公关费用是1000万元。”而另一位熟悉中国药品市场的人士也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证实，药企花费千万元以上的巨额费用进行价格公关，现实中绝对存在。
发改委的多种药品定价方法中，“单独定价”无疑为药企公关留下了空间。所谓“单独定价”，是指多家生产同种药品的企业中，某家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在质量、疗效、安全性、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显著优势，就可以向国家发改委申请高于功能相似的同种药品的单独定价。
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单独定价时，发改委会邀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。但在一名医药行业内部人士看来，单独定价的几项要素没有硬性标准，自由裁量权很大，而且愿意为药企论证出“有利结果”的专家大有人在，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发改委本身。
一旦成为单独定价药品，价格马上拔地而起，药企从中获利良多。“一样的东西，单独定价之后从一毛一下子加到五毛，多的加到七八毛，”于明德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最多的前后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。
“可是那些价格高于同种药品几倍、甚至几十倍的药品，真的会有人买吗？”于明德的回答是：有。价格奇高的药，销路也能特别好。
由于药品价格奇高，药企的利润空间也会奇大。从这些利润中拿钱对招标部门、医院、医生进行“反哺”式的行贿，招标、采购、开药都能达成“一条龙”式的服务。相反，如果某种药品受到高价举报后被迫降价，药企利润空间大幅降低，医疗机构拿到的贿赂、回扣也会随之减少，而这一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是药品降价后反而卖不出去。
一位业内人士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在医药行业的生态圈中，哪种药品有利可图，哪种药品才能打开销路；而在所有药品中销路最好的，不是质量最好、性价比最高的，而是价格空间最大、最能拿出钱来打通关系的。
1996年以来，中国医药行业经历了32次整体性的强制降价。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，32次降价均以失败告终。对此，药企的普遍做法是，某种药品今天降价，明天便会停产；在对规格、剂型、工艺等方面进行“改良”后，此药会改头换面，重新报价，投放市场。
变味儿的招标
除了价格主管部门之外，另一个对药价产生直接影响的部门是卫计委系统。
始于2000年的药品招标制度，旨在通过政府统一采购，降低药品进入医院时的价格，防止企业和医院之间通过商业贿赂抬高药价。一种药品，只有先在卫计委中标，才能进入医院的采购名单。最初，药品招标采购主体是医院自身，后来逐步发展出第三方的药品招标代理机构，最后演变为各地卫计委统一进行药品招标。
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，卫计委揽下医药招标是一个“权力膨胀的结果”。因为在法律规定中，招标主体是医疗机构、招标后购买药品的也是医疗机构，这一切均与政府无关。而卫计委设立医药招标部门，也并未获得法律授权。
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代涛等人，通过对安徽、河南和重庆三地15区县基本药物招标的数据统计发现，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后，一些地方的中标价反而大大高于市场批发价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的调查也显示，政府集中招标的过程不是降低药品费用的过程，不是减少返利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过程，而是相关政府部门参与药品利益分配的过程。
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机构（Medicare Medicaid）医疗信息咨询师吕卓远，长期关注中、美两国医药价格及药品招投标工作。在她看来，中国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是药价谈判机制不够健全。吕卓远介绍，美国政府主导的联邦医疗保险、联邦医疗补助、商业医保公司等，一直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面目参加与药企的谈判。“这些机构充当患者的代言人，介入到制药公司、医院和药房间进行管理协调，核心目的在于对医疗费用进行有效管理，节省开支，增加药品收益。”吕卓远说。而这一点，正是中国所缺乏的。
